《三国演义》中刘备的攻城掠地行动对蜀汉政权的兴衰具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，既奠定了蜀汉的立国基础，也埋下了后期衰落的隐患。以下从战略布局、政治合法性、军事资源及道德矛盾等方面展开分析：
一、奠定政权基础：从流亡到割据的转折
1.荆州与益州的获取
刘备早期通过夺取荆州、益州等战略要地，实现了诸葛亮《隆中对》“跨有荆益”的规划。荆州作为南北交通枢纽，益州凭借地理险峻和资源丰富，成为蜀汉的立国之本。赤壁之战后，刘备以刘琦名义取得荆南四郡（武陵、长沙、桂阳、零陵），既名正言顺，又缓解了东吴的忌惮。此后入川夺取益州，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，使蜀汉从流亡势力发展为割据政权。
2.汉中争夺与战略纵深
夺取汉中后，刘备在秦岭一线形成防御屏障，同时打通北伐关中的通道。汉中的屯田政策（如黄沙屯）也为后续北伐提供了粮草储备。汉中战役消耗巨大，虽稳固了益州，却未能完全实现《隆中对》中“荆州北伐”的钳形攻势。
二、政治合法性与道德形象的塑造
1.“仁政”与民心依附
刘备在攻城略地中始终强调“仁政”，如新野治理赢得“民丰足”之誉，携民渡江之举虽被质疑实际效果（导致百姓伤亡），却强化了其“仁君”形象，与曹操的“暴政”形成鲜明对比。这种道德合法性成为蜀汉政权凝聚人心的核心。
2.“汉室正统”的旗帜
刘备以“皇叔”身份高举复兴汉室大旗，攻城略地的行动被赋予“讨逆”的正义性。伐吴虽为关羽复仇，也被渲染为维护汉室尊严，短期内提升了内部凝聚力。但这种道德叙事在后期逐渐失效，尤其是夷陵惨败后，蜀汉的“天命”受到质疑。
三、军事资源消耗与战略失衡
1.夷陵之战的致命打击
刘备为夺回荆州而发动的夷陵之战（221年），不仅损失七十五万兵力，更导致荆州彻底丢失，使《隆中对》的两路北伐战略彻底破产。此役消耗了蜀汉多年积累的军事资源，诸葛亮后期北伐不得不转向陇右，但已难以弥补战略劣势。
2.精锐部队的折损
刘备早期积累的精锐部队（如白毦兵）在夷陵之战中损失惨重。白毦兵作为刘备亲卫军，曾以数百人东吴追兵，但战后元气大伤，削弱了蜀汉的军事核心力量。
四、经济负担与社会矛盾
1.连年征战的民生压力
刘备的扩张行动依赖频繁用兵，导致蜀汉人口稀少、资源有限的矛盾凸显。诸葛亮北伐时“粮尽退兵”的困境，根源在于刘备时期未能充分实现经济积累。尽管诸葛亮推行屯田和盐铁官营，但夷陵之战后的国力恢复极为艰难。
2.内部治理的隐患
刘备对荆州的依赖导致与东吴关系紧张，而荆州丢失后，蜀汉被迫偏安益州，加剧了与南中地区的治理矛盾。尽管诸葛亮南征平叛，但南中的资源并未完全转化为北伐动力。
五、道德理想与现实的冲突
1.“拥刘反曹”的叙事困境
刘备的攻城略地始终围绕“仁德”与“忠义”展开，但现实政治中却不得不妥协。夺取益州时违背“同宗相拒”的道德原则，引发法正等谋士的权谋争议。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，削弱了蜀汉政权的道德纯粹性。
2.诸葛亮的悲剧性继承
刘备的失败迫使诸葛亮在后期采取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北伐策略，试图以“人和”对抗曹魏的“天时”。但蜀汉的衰落已成定局，诸葛亮的悲壮结局正是刘备战略遗产的缩影。
刘备的攻城掠地行动为蜀汉政权奠定了地理与道德基础，但其过度依赖军事扩张、忽视资源积累与战略平衡，最终导致国力透支。尤其是夷陵之战的决策失误，成为蜀汉由盛转衰的关键转折点。此后，诸葛亮虽竭力修补，但受制于刘备时代的战略局限，难以逆转“天命”与实力的悬殊差距。
